如果年轻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今天执教于一家顶级商学院，他可能连助理教授都不够资格，更别提终身教职了。这位最具影响力的现代管理学思想家于上周辞世，享年95岁。他不愿参与学术界的游戏。他拒绝在晦涩难懂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不用冗余的数学填充论文，同时由于理解管理学需要广博的知识，他也不愿限制自己的视野。
对学院派而言，这意味着德鲁克的著作不够严谨。不错，他有着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在他的著作中，何处用过抽样方法和统计回归呢？一位宁愿为报纸撰稿、也不愿在《国际经营与生产管理季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上发表文章的人，让人如何能够严肃看待？学院派对其数十年的冷淡，使德鲁克从未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沃顿商学院、凯洛格商学院或其它美国知名管理研究机构中担任过教职。
对于双方而言，这都并非憾事。没有德鲁克，商学院照样办得红红火火，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这位维也纳裔美国人也同样声名鹊起，共撰写了36本著作、数百篇文章，确立了独具一格、卓而不凡的管理学泰斗地位。最终，洛杉机附近克莱蒙特一所中等规模的商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30年，讲授经营策略和日本艺术等不同课目。
然而，即便与学术界之间的嫌隙从未困扰过德鲁克（实际上，这对他的困扰超出了他所表现出的程度），但在客观中立的观察家看来，这种分歧的确令人费解。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努力加深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并提供有益的观点，以改善组织的管理方式。但是，这位执拗任性的通才的研究方法，与日臻完善的学术专业化截然相反。究竟谁是谁非？
回答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是：由市场来决定。《金融时报》为了准备全球最受尊崇企业的年度排名榜，今年对近1000位首席执行官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首次要求这些首席执行官回答哪些管理学作者或大师对他们影响最大。在此我不想打破玄念（全部结果将刊登在下周的特别增刊上）；只说一点就已足够：前20位大师中，只有5位原来出身于学术界。剩下都是实践派管理人士、咨询顾问或商学院的“叛逃者”。
乍看之下，教授数量之少着实令人惊讶。毕竟，管理学院教师大部分都较为睿智，同时有时间从事重大商业课题的研究。他们肯定就应该是管理思想的主要源泉吗？
这里的障碍在于，学术体系中重严谨而轻实用。有抱负的教授要通过定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获得终身教职。通常，这意味着关注适合统计学分析的狭隘课题。在报纸上撰写通俗易懂的文章没什么助益。除非到职业生涯的后期，否则出版商业巨著肯定也不会得到鼓励。
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学术专门化受到盲目崇拜之前，当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宣布计划撰写一本关于企业战略的著作时，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当时，波特不过是哈佛商学院一名级别较低的助理教授。他居然如此狂妄！不过没关系，结果是《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的问世——该书在任何时代都堪称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著作之一。而如今，像波特那样的年轻人却遭到告诫：不许存有这样的幻想。
同时，学术体系往往阻碍了教授们研究本应进行的课题。注重统计分析使得年轻有前途的研究人员依赖第三方的基本数据，而这些数据本可以加以研究。作为另一种选择，他们针对MBA学员开展行为实验。不管采取哪种方法，他们都很少花时间与实践派管理人士在工作环境中进行合作。
“由于招募和擢升那些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商学院正催生这样一个教职员工队伍：他们主要的职业理想就是献身于科学研究。”今年早些时候，沃伦?贝内斯(Warren Bennis)和吉姆?奥图尔(Jim O’Toole)在《哈佛商业评论》(HBR)上撰文指出。他们二位是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的教授。“现在的管理学终身教授可能从未真正涉足一家企业 ——除了作为（该企业的）消费者。”
直到几年前，谈论商学院的信心危机问题可能都会显得颇为荒谬。本科及研究生管理课程的需求增长非常迅速，商学院几乎难以跟上这一步伐。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在职场中有所作为的20多岁的年轻人，MBA都成为了一个黄金标准。
然而，自2001年以来，这种需求有所下降。一些颇具眼光的雇主——比如管理咨询公司和蓝筹企业——开始将招聘网撒得更广。现在，拥有一个不错的博士头衔，或者经营自己公司的经历也被视为良好的应聘资格，与很多人选修两年金融经济学课程没什么差别。少数思想开明的商学院院长——例如斯坦福的罗伯特?乔斯 (Robert Joss)、凯洛格的迪帕克?詹恩(Dipak Jain)以及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已经开始宣扬整合思想、跨学科研究和实践出真知的信条。确实，实用主义正重新崛起。
众说彼得·德鲁克：
“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这是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对彼得·德鲁克的评价。11月11日，有着“现代管理学之父”之称的德鲁克在美国以95岁高龄辞世。
德鲁克于1954年首次提出“管理学”的概念。无论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还是通用电气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他们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都受到了德鲁克的启发和影响。（本报综合报道）
“建造金字塔时，监工根本不会关心那些毫无技能的、只会搬运石头的工人们的士气，也不会想到要建立激励机制。但现代管理却不同，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进行有效的合作，充分发挥积极性。”———彼得·德鲁克，《公司概念》，1946年。
“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效率和效能不应偏废，但这并不意味着效率和效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我们当然希望同时提高效率和效能，但在效率与效能无法兼得时，我们首先应着眼于效能，然后再设法提高效率。”———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
[em01][em01]彼得·德鲁克于1909年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祖籍荷兰。其家族在17世纪时就从事书籍出版工作。他的父亲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曾创办萨尔斯堡音乐节。他的母亲是奥匈帝国率先学习医科的妇女之一。
德鲁克先后在奥地利和德国受教育，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于1937年移民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籍。德鲁克在美国的一些银行和跨国公司任管理顾问，还曾在贝宁顿学院任哲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并在纽约大学研究生院担任了20多年的管理学教授。尽管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但德鲁克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作家和老师。
1942年，德鲁克受聘为当时世界最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对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进行研究。他于1946年将心得写成《公司概念》，“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德鲁克于1954年首次提出“管理学”的概念。
在90岁生日时，德鲁克曾说过：“我的工作很简单，我关注的是人，而不是机器和厂房。”
简单地说，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以成就与道德为中心的管理价值观，以自我控制为主的管理目标论，以实践为核心的管理本质论和以高层战略管理为中心的管理战略观等。德鲁克重视人的作用，“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他最主要的观点。此外，德鲁克强调成就，指的是企业的经济成就和员工的个人成就，企业是为了取得经济成就才存在的，经济成就在企业机构中是合理的；而要使员工具有成就感，就必须按照人的心理进行管理，从不同角度满足员工的需要。
在长达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共出版了超过30本管理学方面的著作，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2004年德鲁克还有新书问世。当有人问他这些著作卖出多少册时，他满不在乎地回答：“大约五六百万册吧。”此外，德鲁克还是日本艺术的爱好者，并写过两本小说和一本叫做《旁观者的冒险》的自传。
去年，在《福布斯》杂志的一篇访问中德鲁克被问到，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有没有什么希望做而还没有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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